“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更贫瘠、更简陋、更愤怒的艺术世界，它必须加倍努力吸引我们的注意。”摘自2009年1月11日《纽约时报》Waldemar Januszczak的文章《 是时候清理艺术界了：艺术界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一泻千里。万岁！》
什么是慷慨，很难理解。当你期待它的时候，它往往不出现；而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却并不需要。然而，慷慨应该以一种革命性的姿态，或可能，一种革命性的行为出现。这种行为反映的是一种改变的勇气以及对预定人生轨迹和社会陈规的超越。只有敢于反抗，新生事物才会有希望；而从革命的角度来说，也只有这样做，社会才可能打破现状，继续发展。更何况，也只有把脐带剪断，和母亲分离，你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新的个体。它暗示着一个独特而多变的痛苦历程，只有经过这个历程，人类才有可能知道如何去处理失去和失败，从而开始一个新的轮回：宿命的“重生”。
在泰国，去那空那育的Wat Prammanee寺获得重生正成为一种趋势。人们躺在一些粉红色的棺材里（准确来说是9个），几分钟后，他们便再世为人了。在一个集体仪式上，僧人们念经、祈祷，净化那些寻求重生的人，当他们超越（这个词仅是一个比喻，不带任何评价色彩）了愚昧，不再愚昧地做决定（因为不知道需要哪些心理工具），而到达更高的阶段——解决改变带来的创伤并寄望重生——时，僧侣们便会带领他们通往新生。因为要“去除”改变所带来的压力，唯一的方法就是经历这个集体仪式，将个体历程转化为亲密共享的共同历程。
1. 改变
此刻，我还处于愚昧阶段，解决自身的停滞状态是我最需要关心的事情。要做好这件事，我就必须停止缅怀过去的一切，转而立足现在，探究未来的种种可能。我还是有权决定是否搬家、搬到哪里以及何时动身这类问题的，这一特权大大简化了整个过程，只要定好日子、买张机票，全家就可以出发了。这不仅仅是精神或心理上的愿望——当然这一因素也有——而更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在追寻自我身份的同时，重新定义我的肉体限制。
在几乎任何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中，你都可以发现“危机”这个词，危险和机会：改变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们不容易理解极端的选择：“有意的离开”会招致流言，使人们对这一改变背后的真正意图心存疑惑：阴谋与计划，真正的意图与行动方案。起初，这一变化似乎是在掩藏其他的意图，因此其中的诚实信用便立刻被质疑。
最近，我在阅读一篇关于诚实信用的论文，其中论述了这个词语的概念、历史以及被中国法律体系引用的经过。我发现这个概念与我上面说的话非常切合：机会，意为“不确定”的情况，总会招致怀疑，很少被人认为是诚实信用。
为什么我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我渴望“重生”，我要摆脱这种停滞状态，但这些与这个问题之间又有什么真正的联系呢？
我几乎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因此当我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中国艺术界一时间众说纷纭、谣言四起。为什么在中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之后，乐大豆要离开？为什么他要在职业生涯的收获期转身离开？
我决定把这篇文章当作一封公开信，讨论一些我自己都尚未领悟的争议性问题。在中国的最后几年中，我在职业方面感到越来越“压抑”、越来越“停滞”。一方面，我不得不应付某种厌烦情绪，在精神上缺乏真正的创新；我还得应对中国现在的开放局面——对此我在近期的几篇文章中都做过描述。另一方面，某种犬儒主义的风气似乎正在中国蔓延，我不得不时刻警惕，以免被其利用或“腐化”。我发觉我最终厌倦了斗争，就要被某个制度所同化。
而厌倦是改变的一个合理又合法的好借口。
差异（作为在异域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注定的生活状态）有时候很难忍受，但当不满越积越多，满意越变越少，两者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时，改变的时候到了。
如果进一步说，在过去十年中，住在上海意味着参与了现代城市最惊人的转变过程，那么不言而喻，正是某种激情在这么多年中推动着我不断拓宽艺术的范围、支持艺术创新，为艺术进行必需地充电。
此外，尽管中国的开放如火如荼，成就举世瞩目，它仍然是个耗人精力的地方。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我把它称为远东的远西。
另一方面，中国时常让人感到恐惧，我们害怕中国的各种体制将要浮出水面，我们害怕对未知将来的担忧会被对社会政治稳定、和谐与团结的持续呼声所消解。
中国知识分子和知名人士一直在呼吁进行一场必要的、有关现状的辩论。最终，这个呼吁演变为一篇前所未有的《08宪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依然有很多有待证实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
我不想在这篇文章中挑起更具争议性的辩论话题，不然就得花很长时间写个长篇大论来分析，这样就与文章的主旨相违背了。然而，我觉得这则简短的介绍非常重要，它给了有兴趣的读者一点暗示：尽管中国充满了舒适的异国风情，有着后帝国主义的姿态，而在奥运会之后，更是充斥着乐观主义情绪，但实际上，这里目前的情况极为复杂。最终，中国将重新定位自己，并认识到像比翼艺术中心这样的组织有多重要，它也将明白，在过去动荡的十年间，我需要花多大的精力才能在中国生存、发展，并容忍它的各种变化。
2. 意外的发展
作为“他者”（外国的/非体制的/有争议的/激进的）的先锋部队在中国生活了十年，如果现在我得在“敌营”中工作了，情况又会如何呢？ 在这一人生的新篇章中，我该如何自处呢？在这种环境中，应该做哪些妥协呢？我该如何处理这个要与权力体系正面交锋的新职位呢？哪些妥协是可以接受的呢？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在建立比翼和后来的Arthub的过程中，和（当地的以及国际的）政府机构建立联系是取得地位的必由之路，为了改变既存的边界，（就国际机构来说）为了得到资金，为了以国际组织或文化、政治机构的身份获得“受保护”的地位，必须运用“软权力”。
上海最近发生的事情非常棘手，鉴于我和中国机构及其运营模式（电子艺术节 在我近期的一篇关于《中国！中国！！中国！！！》展的文章中，我对它做了仔细评价）关系密切，这些事情可能会对我在中国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影响并不会立刻显现。
自然，问题来了。
当比翼作为一个“颠覆性的”独立实体给予了上海整整十年的活力，当Arthub和比翼亚洲环境促进了艺术传播和艺术分析时，现在再保持与政府的联系还有什么意义呢？在上海，是怎样的变化，让一个在此定居的外国人感到有必要在城市公共空间中展览潜在的“不稳定性”呢？
在官方语境中，当艺术品成为了主流的“附庸”时，它的意义改变了。这是否误读了“制度化”的含义？
或者换一种说法: 当你所处的地位要求你承担责任，决定哪些东西是艺术、哪些不是时，就意味着你不仅要对艺术家的反应负责，还要对大众的反应负责。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从被审者转变成审查者。当手握“生杀大权”时，我们该如何自处呢？
这时，又有两个概念闪现在我的脑海中：诚实信用（bona fide）以及创新/革新/拓宽范围。
我不是策展人，事实上，我憎恨这个词（我依然没有真正明白它的意思）。我可以算半个艺术家，但尤其，我是一个激进分子（activist），一帖催化剂。我热爱肾上腺素，我热爱变化的慷慨，我热爱游走于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之间所带来的危险。我本性如此，我无法违背。它激发我的灵感，这些就是我的目的。
问题依然存在。我认为它们很重要。对付这种持续不断的精神分裂令我精疲力竭，但是也因此，我一直能够“自我控制”。我致力于建造一个“人为的现实”，（有意无意地）塑造、支持它，还在其中工作，但那种精神分裂的状态却促使我去分析这个“现实”。再一次，它是关于一个或多个个体，建造一个个节点，连成网络，作为一个防御性、保护性系统。
这是一幅生物学的图景，但在这里，它被浓缩成了一个简单却根本性的、关于意义的问题。
最终，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问题；它是一种自我满足的行为，是享乐的需要，也是我在本文第一段谈到的具体的实验和创新。
制作改革的产品，入侵公共空间，意义何在？在艺术创作中，教育是否有重要的价值？在上海，只有商业画廊才能够独立运作，要在这样的地方建立艺术制度，团队创作有用吗？
最近，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在目前的局势下，有没有可能在艺术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不同的经济体制？多年来，在艺术界，人们打着赞助的幌子，简单地模仿股票市场和经济交易来进行运作，现在，我们的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当我在写这些话的时侯，市场正在经历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衰退，政府还在死命拽着这个一败涂地的制度。就在几个月后，中国的艺术市场也蔫了，歌舞升平的泡沫破了。
画廊关门了，艺术家焦虑了，投资减少了。
然而，这是一个好时机。新的机会将不断涌现，人们也终于有时间重新思考、重新评价、重新定位所有的努力。
我越想越确信，我所有的感觉——独立、背叛、愤怒、文化误读等等——终于可以得到分析、解决，就是现在。
我目前住在曼谷，我真的离开了这个太过著名的地方，我终于有了需要的空间，一块块地去拼合我的拼图。
3.建构/解构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和上海是过去十年中最适合我的地方。在那十年间，我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进行各种试验；而这片土地当时也尚在建设，还没有被任何“既定的”、“形式化的”体制所束缚。但随着发展，（很自然），各种规范逐步出台，各种制度逐步建立。我越想越觉得，现在上海文化政策的制定者们最渴望的事情就是让上海回到过去，再次成为一个现代主义的试验地：一个接受更多试验的平台；或者也可能是，一个本可以建起的平台的幻象。
在电子艺术这样的机构中工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一种不安，因为现在，终于有可能从内部开辟一个平台，也终于有机会跨过种族的界限，进入一个更为本土、却也更为国际的境界——两个矛盾的特质被融合在了一起: 它最终将可以瓦解这一封闭的（循环）系统。
在接下电子艺术的同时，我还接受了另一个项目，在这个项目上，我和Defne Ayas 几乎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这个项目的基础是以下的矛盾体：虽然像电子艺术这样的组织事事以政治动态为指挥棒，往往会忽略略艺术内容的质量,但是我们在其中将坚守开放的原则以及策展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场心理的游戏，这种永无止境的沟通就仿佛一个个猜谜游戏，需要耐心来解答。它基于协商、二分策略、革新思维以及适应。但是这一次，策展团队可以尽其所能、完全运用语言技巧来进行这场游戏，尤其是利用心灵的语言，利用某人的语言——这个人在这种体制中不可思议地生活了近二十年，完全了解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这个过程证明了一点：基于相似而非差异是可能进行对话的；同时它也证明了，一旦我们可以把误解当作一种创造新意义的基础，我们是可能在那里开展工作的。它早已被授权进行（语言、概念、情感的）翻译：策展的过程曾经是以本土入侵和国际入侵为基础的。
正如在“剪影”的介绍中，我们和Defne Ayas写道的：
“在这个互相合作、互相联系的艺术框架里，存在着反思和疑问：将技术和文化引入艺术，让大众接触到艺术，可能会有什么效果？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艺术是否可以登上一个新的舞台，找寻新的形式和模式与它们的观众进行联系？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科技日新月异，是否有可能将代表性的技术纳入艺术？如果可以，我们又如何能发起一场正在进行当代对话？
事实上，从静止影像到动态影像，从单纯的卡通到大规模的动画电影制作，以及在过去十年中依靠网络和移动产品，技术已经完全渗透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小型和大型的都市广告液晶显示屏已成为一种流行，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广告的旋风刮遍了城市的每个商业角落，它们试图表现我们的梦想、渴望、不安和幻想，甚至通过引诱，对我们施加各种社会影响。“廉价”DVD也是如此，它们通过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为大众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向他们展示新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层出不穷的显示技术只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我们不是希望大众都了解消费文化，从而影响我们的个人发展——要知道，个人发展让我们明白自己到底是谁？ 广告商们当然相信他们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否则他们不会在这方面投入如此多的资源。那么，当艺术家开始使用这些大众传播技术时，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他们是会用这些东西制定某些形式，来远离、抵抗或反对大众消费主义；还是会利用同样的社会影响策略，来向公众传递他们的信息？”
现在，很清楚了，翻译就是适应；我也很清楚了，很多文化合作方面的问题不仅仅只发生在语义上，更是发生在更大领域内的：误解改变了观念的价值，导致了紧张和沉默。
所以，让我们回到意义的概念上来，要策划一个面对大众的“官方”艺术项目首先需要搭建一个基本的、最终会向当地观众展示的概念体系（当然这也可能带来误解和沉默）。
最后，电子艺术为我的实践创造了一条捷径，而且，在它的帮助下，我理清了对像比翼这样的事业的归属感问题。现在没有我的参与，比翼要么一飞冲天，要么走向灭亡。这是我要的时刻，让我觉得自己可以再次改变方向、继续前进。
它曾是不完美中的完美。
电子艺术项目“剪影”远不完美，但是在中国和上海努力了多年之后，它是我想要的机会。它将会打开沟通的大门，接受“社会”价值，尊重和关注所有存在的艺术内容，充分认识个人项目并且支持（本土和国际的）艺术家。
所以现在，我站在了新生活的门口，而且我仍然觉得，感知事物的唯一方法就是敏感于适应的过程：只有这样，艺术内容才能“激发”（团队工作、分享创意、发展新项目等）各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让我对我的策展方法下个定义，我想它就是为各个艺术家和各种概念制造一个催化时刻，打开未来的大门。 在最近的一次对话中，邱志杰把“未来”描述成简单的或更好的“生活”，在那里，未来的概念是建立在设法掌控对未来的焦虑（多数时候，这种焦虑只是经济上的）这一基础上的。焦虑会腐蚀另一种模式和追求，使它们背离了常轨，没能达到应有的深度：这种模式和追求不只停留于方法论层面，而是深入到推动新思想和新范式的建构/过程/尝试。我认为所有以上这一切都与自由这一观念有关，在自由的世界里，自由的艺术作品不受任何“模式”（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束缚，而是在自由的土地上——在自由积极的能量能得到尽情释放的群集里——展示。
总而言之，当谈到未来的时候，我指的既不是“未来主义”，也不是复古怀旧，更不是毁灭现在。我想要强调的是，对现在的解构是基于细微差别、协商和软权力的力量——在上海这么多年，我一直对软权力极其热衷。
中国正处于一种意料之外的境地。我认为，在这种新情况下，作为大形势的一部分，艺术界需要思考艺术已有的任何力量；在历史上的某一阶段，中华帝国是伟大的，而那时的伟大与开放密不可分，因此艺术界需要丢弃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桎梏，投身到开放的洪流中： 给予跨国知识最大的优先权确实有可能做到。
这是我对比翼艺术中心以及其他在中国的个人和组织的希望。敢于抛弃众多外强中干的成就，并摧毁在制造这一成就过程中建立的所有防御。因为我坚信，艺术组织和艺术个人（艺术家、策展人和从业者）毫无疑问会接触多个宗教、多种语言、多个社会以及政治体系，他们也应当对此感兴趣。我希望中国和上海的艺术家团体能够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贡献出自己的慷慨，让这片土地再次引领各种可能。
乐大豆，曼谷，2009年1月20日
